根據四川大學博物館(其前身為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的舊藏檔案文獻的研究考訂，三星堆考古應從1927年開始，至今已經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歷程。近期以來，隨著三星堆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考古發掘工作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公眾對于三星堆考古的關注熱度不斷升溫，學術界也對三星堆考古的相關學術問題重新開始新的觀察和討論。隨著三星堆博物館新館開館，經過考古工作者的精心修復與跨坑拼對，并利用AI技術等成功復原的多件組合復雜、造型獨特、內涵豐富的青銅重器華麗亮相，三星堆再次帶給世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也由此引發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與熱議。那么，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三星堆的新發現？又應當如何對三星堆的未解之謎持以科學、客觀的態度呢？筆者在此略抒淺見，以求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一、三星堆文化誕生在中華大地，是古蜀文明對于中華文明的創造性貢獻 

三星堆的新發現引發社會各界熱議的其中一個最為重大的話題，即三星堆文化的內在屬性，它究竟是外來的文明？還是中國本土的文明？最為極端的猜測，甚至出現“三星堆是外星人創造的文明”，“三星堆祭祀坑是外域宗教神學與本土文明戰爭的產物”等種種臆想。我認為，這些來自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甚至社會各界對于三星堆的議論，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發現的黃金面具、青銅人像、大量埋藏在坑里的象牙、青銅器當中高大的神樹、人物眾多的祭壇、龍、鳥以及人鳥合體的神靈動物等諸多考古現象，在人們已有的“知識圖譜”中都是極其新鮮的感觀，尤其是與中國其他地區出土的青銅時代遺物之間，從總體面貌上差別巨大。

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的文物，提供給我們一些新的觀察點。首先，在其中的一些坑內，出土了成組的青銅尊等青銅容器，還出土了一尊造型獨特的“頂尊跪坐人像”。類似的現象也在1986年發現的一、二號祭祀坑中有過發現，只是青銅尊的造型、組合有所不同，頂尊跪坐人像的體量與造型也有區別，但就其總體文化特征上而言是一脈相承的。這些成組的青銅尊很顯然應是三星堆青銅器中作為祭祀場合的“禮器”來使用的，這和中原商周青銅文化以鼎、簋等青銅容器加以組合作為祭祀的禮器，本質上別無二致。新出土的頂尊跪坐人像，更是形象地展示出三星堆文化當中青銅尊這類容器受到“頂禮膜拜”的情景，說明三星堆雖然沒有采用青銅鼎、簋之類的禮器組合，但青銅尊的地位卻十分顯赫。這十分明顯地表明，三星堆和中原青銅文明有著密切的聯系，三星堆人深知這類青銅“禮器”的重要性。

不少從事冶金考古的專業工作者還進一步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當中前后出土的青銅容器，從制作工藝上看，都采用了與中原青銅容器相同的鑄造法，即“泥模塊鑄法” ，而并非西方流行的“失蠟法”；在一些紋飾和裝飾性圖案上，除了模仿中原系統青銅器之外，更與長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銅器相似，例如在青銅器體表面分鑄合體而成立鳥、羊頭（牛頭），以青銅器的扉棱作為合范之處等，都顯示出三星堆與黃河、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之間的交往和聯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銅工藝直接受到長江中游荊楚地區的影響。

另一個能夠充分反映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間密切關系的，是三星堆的玉器系統。迄今為止在出土的八個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琮、牙璋、玉璧等器物，其形制特點都與黃河、長江流域的史前玉器屬于同一體系，是中國史前玉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在西方文明中基本不見的器類，其文化“底色”迥然有別。三星堆的牙璋在中原二里頭、二里崗文化中便已經流行，后來在大半個中國大陸都開始制作和使用，是祭祀的“禮玉六器”之一，所以可以認為三星堆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以及夏、商、周三代牙璋流傳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遺址當中，甚至還發現了一件來自良渚文化的高品級玉琮，很可能是通過兩地之間的相互交流而來。

此外，此次在三星堆新出土的祭祀坑中，確認了絲綢遺跡的大量存在，其中包括絲綢的殘跡和混合在泥土當中的植物絲蛋白，在50多件青銅器的表面，也檢測出絲綢的殘余物質。眾所周知，絲綢是中華文明對于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早在中原和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當中，就已經發現過蠶繭或蠶的陶、石模型。漢代成都號為“錦城”，以絲綢和織錦遠銷海內外而聞名于世。而三星堆新發現的絲綢證明，古蜀大地上養蠶織絲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的三星堆時代。從三星堆此次所發現的多處利用絲綢的遺跡現象來看，這種可能性應是很大的。商、周甲骨文中的“蜀”字，上為縱目，下為“蟲”字旁，這很可能從另一個角度保留了遠古時代對于古蜀文明的歷史片斷，其中既有蜀人“縱目”傳說的遺痕，也保留了對蜀人種桑養蠶這一古俗的依稀記憶。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大體上可作兩分法：一類可視為中原商文化青銅器向長江上游的擴展，如尊、罍、盤等青銅容器，不僅器型和中原殷商時期的同類器型基本相似，在肩部出現的牛、虎、龍形裝飾，則更接近于湖南地區的商代青銅器的做法。在尊、罍等器物中裝盛小件玉器、海貝的現象，也曾經在湖南多次發現。為此，已故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傳播路線的設想：“以中原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進，經淮至江，越過洞庭湖，同時溯江穿入蜀地。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條主要途徑。”（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1997年，第231頁）而三星堆出土的另一類器物，則完全是蜀地獨特的創造，主要包括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銅面具和頭像、各種神靈動物如鳥、龍、虎、蛇、有翼神獸等的形象，以及青銅神樹、青銅神壇等具有強烈祭祀背景的器物，加之以黃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展現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面貌。

在文獻典籍當中，同樣可以看到兩個和三星堆文化關系密切的古代書寫系統，一個是中原文化系統，西周時就有“蜀”的記載，《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西土八國”之中就有蜀人參戰。《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黃帝與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來封其支庶于蜀。另一個是巴蜀文化系統，《蜀王本紀》《華陽國志》都記載古蜀時期先后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各世代，從蠶叢氏開國，至開明世為秦所滅（前316年），古蜀各世數王雖然遠離中原王朝，被中原諸侯視為“椎結左衽”的“蠻夷之族”，但也始終保持著與中原文明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綜上所述，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三星堆文化誕生于中華大地，是古蜀文明對于中華文明的創造性的貢獻。三星堆考古新發現再一次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是一條從“多元”最終匯聚為“一體”的歷史長河。三星堆文化從其一開始便和中原二里頭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進入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期時，更是匯聚了來自西北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諸多因素，最終將古蜀文化因素融入華夏文明體系之中，并帶給中華文明諸多充滿活力與創造性的文化因素，使得古老的中華文明彌久歷堅、生生不息。三星堆的考古發現表明，她既有著與中原文化之間相同的“文化基因”，但也呈現出其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從而為世界古代文明發展歷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青銅時代，書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二、三星堆文化再現了中國古史傳說中的“絕地天通”、祭祀神靈的場景

三星堆青銅文化器物群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部分，概括而言，可以分為兩大系統：其一是由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和各種頭型、發式青銅頭像組成的“青銅神靈系統”，其二是以各種神靈動物和“神壇”“祭壇”組合而成的“祭祀禮儀背景”。而兩者之間形成的精巧結合，恰好是上古中國對上天、神靈、祖先頂禮膜拜歷史場景的縮影與再現。早年三星堆一、二號坑出土之后，發掘者曾認為這些青銅頭像應是三星堆人心目中代表祖先亡靈的形象，宗廟正是這些祖先亡靈降臨后的寄居之所。同時，青銅器當中發現的大量獸面紋、神靈動物，則是集多種動物精靈于一體的形象，反映了蜀人對自然神靈精怪的崇拜，祭祀的對象主要是祖先的亡靈以及各種自然神靈以及太陽神等。

此次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所出土的青銅器當中，屬于上述這兩大系統的器物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例如，多件被稱為“祭壇”“神壇”的器物出土，其中有的“壇”上出現了眾多參與祭祀場景的人物形象，他們的身份、等級和功能都有明顯的區別，很可能曲折地反映著三星堆神秘的祭祀場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祭壇或神壇上設有帶有柱子的平臺，平臺的上方或者下方往往還會出現一尊高大的神獸。與這類器物較為相似的青銅器，過去曾在二號祭祀坑中出土過一尊“祭壇”的殘件，其基本特征也是最下層為一神獸，上面頂著一個多層的祭壇，每層祭壇上都有成組并列的祭祀人像，頭戴高冠，身穿長袍，手中有的執有棒狀的彎形器物，有的則雙手做出一個姿勢，不執任何器物。這類青銅器被視為具有祭祀性質的考古遺存。

張光直先生曾經精辟地總結說：“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與戰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青銅器及其銅礦資源對于上古中國而言，是政治權力斗爭上的必要手段，誰掌握了青銅器，誰就掌控了天下。在青銅器具體使用的指向和功能上，祭祀和戰爭互為“國之大事”，決定著統治者的根本命運。就祭祀而言，張光直先生認為，將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層次，這是中國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國古代許多儀式、宗教思想和行為就是在這種世界的不同層次之間進行溝通——他稱其為“薩滿式（shamanistic）世界觀的特征”。主導這些祭祀活動的人員稱為“巫覡”，他們的主要職務是要“絕地天通”，通過巫術才能溝通天地人神。那么，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巫覡用于通神的工具和手段從古文獻記載來看，有神山，即通過高山而進入神界，如《山海經》所載，“有昆侖之山，是實為帝之下都”。還有神樹，即以高大的樹木作為登天的工具。如《山海經》《淮南子》等文獻中所記載的“建木”“扶木”“扶桑”“若木”之類。其次，在神樹和神山上棲息、飛翔的鳥，也可視為巫覡們登天階梯的延伸。再次，其他的神靈動物也可以起到在人神之間溝通與搭建橋梁的作用，尤其是龍、虎、獸面紋（饕餮紋）等，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都常常出現。

三星堆考古的新發現，第一次將中國古史傳說中從來被視為“神話”的歷史場景，以青銅器的方式加以了實物再現，從而讓世人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觀察到中國青銅時代重視祭祀，禮天敬祖的“高光時刻”，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振奮和激動。

三、三星堆的文字之謎

在三星堆這一偉大發現的同時，也讓人不禁要問，作為世界青銅文明的代表性成就之一，三星堆有過文字的發現嗎？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中，考古學者們并沒有從中發現任何文字，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如何來理解目前的這一實際狀態，筆者認為有幾個途徑可供探討。

第一，三星堆有過文字，但囿于目前考古工作，如同我們還沒有在三星堆找到古蜀王宮與王陵、鑄造工場、祭祀神廟等與國家文明標志直接相關的遺存一樣，暫時還沒有發現文字，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古工作才能最終揭開這個“世紀之謎”。

第二，也不排除另一個可能性的存在，即三星堆先民沒有使用文字，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進行文明的創造和文化的交流與傳承。這種情況過去在世界古代文明體系中也并非孤例。例如，筆者曾經注意到，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黃金“王杖”上，鏨刻出一組陰線紋飾：一條魚、一只鳥、一只箭，一組人頭像，箭從鳥的身邊掠過，箭頭沒入魚的體內，人頭像露出笑容。對于這組紋飾的含義，學者們提出過不同的解釋。但是，無獨有偶，在距離三星堆遺址38公里之外的成都平原金沙遺址出土的一條被認為是“金冠帶”的金帶上，竟然也發現了在構圖、要素與組合方式上幾乎完全一致的一組紋飾，表明這很可能是在這個文明體系中社會高層之間的某種“暗碼”，由此來傳遞彼此能夠相互理解的信息。在三星堆向成都平原的權勢轉移與社會轉型的重要結點，這類“暗碼”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在春秋戰國以來巴蜀青銅器上，曾經發現過一些被稱為“巴蜀符號”“巴蜀圖語”的圖案，既有單獨出現的，也有成組出現的。有不少學者推測這可能就是一種不同于中原漢字系統的古老文字系統，或可稱其為“巴蜀文字”。但即使認同其作為已經消失的古老文字，由于目前還無法破譯這類“文字”，也沒有在三星堆這個時期發現此類“文字”，兩者之間的關系也還只能暫時存疑。

綜上所述，三星堆盡管已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極大改觀了傳統的中國青銅時代的“知識圖譜”，讓人們充分認識到三星堆對于中華文明獨特的、創造性的偉大貢獻，但是，還有許多重大的秘密仍然還隱藏在古蜀大地之下，需要我們等待考古工作持續不斷地開展，來最終揭開這些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紗。

內容來源：國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