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會第二十一次年會“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2024年10月18日至20日，由中國考古學會主辦，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支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廣漢市人民政府、三星堆遺址管理委員會、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承辦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二十一次年會“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學術研討會在廣漢會展國際酒店舉辦。
▲ 會議現場
本次會議旨在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推動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加強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理論闡釋。同時也是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舉措。
國家文物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關強，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國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秘書長閆亞林，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博物館館長、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劉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紀委書記、副所長、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施勁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副所長張志琦，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唐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副秘書長沈睿文，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廳黨組成員、四川省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唐飛，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副主席黃進，德陽市人民政府市長劉光強，德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王宏，德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吳成鋼，廣漢市委書記王銳，廣漢市人民政府市長胡濤，中國考古學會的各位理事、常務理事，全國各考古科研單位、高校的有關專家學者，三星堆遺址管理委員會的相關負責同志，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新聞社、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文物報等媒體代表出席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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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上午的開幕式由劉國祥主持。劉光強、唐飛、陳星燦、關強先后在開幕式上致辭。
劉光強指出，中國考古學會年會是我國考古學界規格最高、影響最廣、權威性最強的盛會之一，本次年會以“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為題，圍繞考古文博事業發展作深入探討和交流，出席年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在遺址保護、考古研究、文物利用等領域經驗豐富，成就卓越，必將對中華文明特別是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保護利用發揮重要作用。同時，他熱切期盼各位領導、專家一如既往地對三星堆文物保護利用多提寶貴意見，誠摯邀請大家多到廣漢、德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多彩的人文之意，體驗獨特的文化魅力。
唐飛表示，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一周年的重要時刻，衷心感謝國家文物局、中國考古學會的信任，將學會第二十一次年會放在四川舉行，圍繞“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的主題進行學術研討。這不僅是對四川考古工作的有力促進，也是學習聆聽各位專家學者真知灼見的寶貴契機。當前我們正在國家文物局支持指導下，按照“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整體部署、系統地開展三星堆—金沙遺址考古和研究闡釋工作，全力推進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本次研討會的舉辦可謂正當其時，勢必為遺址考古研究和保護利用工作拓展視野、凝聚智慧。
▲ 唐飛局長致辭
陳星燦強調，要繼續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考古工作重要論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為引領，全面貫徹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科學謀劃布局，統籌力量資源，進一步實證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展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演進歷程，研究闡釋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我們考古人的力量。
▲ 陳星燦理事長致辭
關強強調，國家文物局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以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目標，持續推進行業深化改革，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統籌開展“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啟動“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四川皮洛、浙江皇朝墩、內蒙古元寶山、河南八里橋、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重要發現生動闡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他認為本次年會聚焦互動與交流視野下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緊扣習近平總書記在殷墟、三星堆、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等地關于青銅文明研究闡釋所做的重要指示精神，突出學術熱點，回應學界與公眾關切，是新時代文物考古工作者詮釋中華文明、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實踐。
▲ 關強副局長講話
同時，關強就新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提出重要意見，包括聚焦重大課題聯合攻關、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質量、推進理論探索和學術學科體系建設、加強科技應用支撐、拓展國際發展格局、推進考古資料整理發表、培養壯大人才隊伍等。
｜02
開幕式結束后，在沈睿文和劉國祥的主持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副站長許丹陽、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董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先后發表主旨演講。
許丹陽以《三星堆遺址真武宮玉石器作坊考古發現與階段性研究》為題介紹了三星堆遺址最新考古發現。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故宮博物院對三星堆遺址真武宮地點再次進行考古發掘與勘探，明確該地點先秦時期遺存的年代從距今3900年左右延續至晚商殷墟二期，確認了商代中期的多座大中型建筑以及玉石器作坊相關遺存，對于認識三星堆遺址聚落結構、手工業生產技術體系等關鍵問題意義重大。階段性研究表明，本次發掘出土石器材質多樣，包括板巖、砂巖、凝灰巖、流紋巖、蛇紋巖等類別，與成都平原西北部龍門山地區的巖石種類基本吻合，推測三星堆石器主要的原料產地可能在龍門山。石器功能的微痕分析顯示，石錛和礪石等工具類石器具有生產使用的痕跡，而整坑埋藏的石斧數量眾多、并未發現明顯的使用痕跡，應當是玉石器作坊生產出的成品，但還未投入實際的使用中。
▲ 許丹陽做主旨發言
董靜的匯報題目為《三星堆遺址的保護利用》，她詳細介紹了針對三星堆遺址保護利用開展的具體工作，包括全面加強管理，系統性地構建遺產保護生態；加大保護力度，加強規劃引領，高標準開展申遺文本的編制和保護工程，壓實安全責任，深化考古研究；注重合理利用，多維度闡釋遺產的價值內涵；構建科學的遺址展示體系，多措并舉做好文物保護展示，加強公眾考古教育與傳播。在此基礎上，她進一步提出了未來工作規劃，如加強遺址的保護和環境整治、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博物館、深化文物保護修復、加強科技攻關和促進融合創新等。
方勤的匯報題目為《以新發現為基礎的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新認識》，介紹了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開展以來，九里崗、石家河、孫家崗、鄧家灣、八里橋、魯臺山、黑魚咀、大湖咀、蘇家壟、武王墩等考古項目取得的新收獲，以上收獲拓展了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的新視野，深化了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認識。
徐良高以《考古發現所見商周時期吳越地區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與文化交流》為題，介紹了東苕溪原始瓷與印文硬陶窯址群，商至西周時期的以昆山大型遺址與高等級建筑基址為中心的遺址群，鷹潭角山制陶作坊遺址，高等級土墩墓群，東周時期的大型城址及其周邊居址、墓葬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等級遺址等。他認為這些遺存展現了東南地區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面貌及其演變，為認識吳越兩國興起之前的當地社會面貌和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水平，吳越兩國興起以后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科技水平、文化關系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由此得出了重要認識，如東周時期吳越兩國的政治體制及其運行機制、東南地區手工業生產方式與經濟模式及其與中原地區的異同、吳越兩國出現于歷史舞臺之前的東南地區社會發展狀態、東南地區商周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互動及其融入“多元一體”中華文化大家庭的歷史進程等。
｜03
10月19日下午的研討分別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種建榮、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副院長游富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歷史時期考古教研室主任楊哲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實驗室主任吳小紅、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先后主持。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的匯報題目為《近年來安徽夏商周考古的新進展》，系統介紹了安徽省重點圍繞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區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課題開展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及其重要發現。夏代考古工作包括蚌埠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禮儀性建筑及相關祭祀活動遺存的發現與早期夏文化的探索；斗雞臺文化特別是肥西三官廟遺址夏商之際青銅器群的新發現與新認識；淮河流域發現了多處包含有岳石文化遺存的遺址；長江以南馬鞍山等地點將臺文化遺存的發現；銅陵師姑墩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多學科綜合研究。商代考古工作包括中商時期淮河中游青銅文明中心阜南臺家寺遺址的重要發現；皖西南的懷寧琚新屋遺址發現殷墟時期文化遺存；安徽長江以南湖熟文化遺存的發現及其與吳文化源流關系的進一步探討。周代淮夷方國、吳、越、楚、蔡、鐘離等文化遺存，沿江地區銅礦開采與冶鑄遺存均有大量發現。相關發現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凸顯了夏商周時期安徽江淮地區作為“金道錫行”的重要資源、交通與文化走廊地位。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程義以《金城新村考古發現與思考》為題，介紹了金城新村遺址考古發現。遺址出土典型秦代風格的瓦當、陶水管、大型板瓦筒瓦的發現，為確認秦會稽郡提供了堅實證據。根據以上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程義認為蘇州古城就是春秋晚期吳都姑蘇城所在地，也是楚江東郡所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匯報題目為《殷墟（大邑商）布局研究的新進展——2023-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區考古新收獲》，介紹了2023—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區考古工作的重要進展，包括洹河北岸地區探出四橫兩縱的路溝以及溝渠，西北岡商王陵區東區新探180座陪葬墓，在西區發現疑似大墓兩座。中部偏南的大型祭祀坑發現象、圣水牛、鹿、野豬等動物。王陵區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莊南地寬達百米的沙土帶；武官東南地發現洹河古河道的北岸，武官西南地發現古洹河的南岸。以上發現顯著推動了殷墟（大邑商）規劃與布局、商文化與商代社會的研究。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朱忠華以《近年來云南青銅時代遺存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為題，介紹近十年來圍繞云南青銅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對劍川海門口、賓川白羊村等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圍繞滇、昆明、哀牢等西南夷族屬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對晉寧河泊所、祥云大波那等遺址墓地進行的發掘；同時配合基本建設，在金沙江中游及滇西北區域開展了大量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這些考古工作都取得諸多重要發現和認識。隨著主動性課題項目的實施、多學科合作研究及科技考古工作的加強，學界將會更加深刻、全面地認識到云南青銅時代遺存在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白九江以《試論城洋銅器群的文化屬性》為題，指出城洋銅器群發現于陜南漢中盆地的城固、洋縣一帶，具有商文化和地域特色的雙重特點，其分布范圍和部分文化因素與寶山文化相同，應由同一個族群創造。他認為寶山文化與早期巴蜀文化有密切聯系，但整體上屬于早期巴文化群，尤其受分布在狹義三峽地區的路家河文化影響較深。另從歷史文獻、甲骨文記錄、相關考古背景看，城洋銅器群和寶山文化的創造者應屬早期巴文化族群，且城洋地區是早期巴文化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高成林發言題目為《關于湖南商州青銅器的若干思考》，結合新出土材料對出土銅器進行系統梳理，并通過遺址發掘，建立和完善湖南地區商周考古學文化的序列，理清炭河里文化的來龍去脈。他指出湖南商周青銅器并不是一個整體，至少由三部分組成，即殷墟二期前后的青銅器、殷墟二期以后的“商代南方青銅器”和商末周初的青銅器。根據遺址發掘梳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湘江地區考古學文化變遷，他認為長江（包括湘江）流域商周之際考古學文化的更替可能與中原商周更替的大歷史背景有密切關系，炭河里文化的出現與興起可能與商周更替和周初分封有關。西周王朝建立后，實行分封，不僅確立了炭河里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統治地位，而且可能還賞賜了一批戰利品和人員（包括一批鑄銅的手工業工匠）。隨著這批移民的到來，湖南早期越式青銅器興起。
無錫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寶山以《從無錫地區商州遺址看泰伯奔吳的可能性》為題，介紹無錫地區商周至戰國早期重要遺址，并從文化面貌上分析，無錫的商代遺存均明顯兼具湖熟文化和馬橋文化特色，正好處于兩個文化的交流融合區域。以上發現為研究商代時期太湖流域的文化面貌和探尋吳越文化的源頭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另外，無錫新吳區梅里遺址首次在文獻記載的泰伯所奔的“無錫梅里”伯瀆河兩岸發現商代晚期到西周時期的遺存，為研究歷史記載的“泰伯奔吳”“泰伯居梅里”提供了關聯性證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楊文勝的演講題目為《青銅文明視角下的夏商周三代同源與復合族群探討》，從中國青銅文化的特性、青銅器使用的發展演變和中國禮制文化等角度探討夏商周三代同源的問題。他認為殷商文明將以中原為中心的工業文明復合體推向了物質文化的高峰。殷周革命后建立在中原農耕文明之上的周禮制文化更是從上層社會治理層面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多元。三代同源這一歷史命題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多元與一統，考古學研究為這一命題提供了“形而下”物質層面的支撐。成熟期的禮制等級化是三代同源最為顯著的特征，等級導致差異，差異意味著秩序。中國禮制文化本身就是一個秩序體系，體現了華夏文明與中國多元文化的多元復合，以及中國文化的多元統一。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張聞捷以《考古所見春秋戰國時期的占卜術》為題，介紹了春秋戰國時期發現的甲骨及簡帛資料。他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數術思想和各種數術活動發展迅速，其地位逐漸超越以鬼神信仰為基本特征的傳統巫術，占卜術出現了多元化、陰陽五行化、禮制化等許多新的特征。考古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占卜相關實物資料，彌補了依靠傳世文獻研究的不足，對于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占卜術的發展演變以及古人的意識形態有重要價值與意義。細致考察這些春秋、戰國時期的卜骨資料及整治、兆痕等特征，可以揭示出許多與商周時期卜骨不同的新特點。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田野考古研究所所長田偉的匯報題目為《試析長江中下游地區夏商時期的礦冶遺存》，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現的與銅礦冶生產有關的夏商時期遺存。他認為大致在商代早、中期之際，受中條山地區礦冶活動逐漸停滯等因素的影響，以商文化為主體的礦冶遺址在多地出現，并在商代中期興盛起來，成為商王朝重要的銅料來源地，如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江西瑞昌銅嶺群之所見。商代晚期，商文化分布范圍大幅縮減，幾個礦冶產地均成為其他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區，但商王朝對于金屬礦料資源的需求有增無減，說明王朝在晚期階段獲取礦料的方式發生了改變。
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張愛冰以《安徽沿江地區銅礦冶遺產構成及價值闡釋》為題，介紹了安徽沿江地區采礦—冶煉—鑄造一體化的冶金工業體系，他把先秦時期安徽沿江地區冶銅業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由于地處長江中下游多金屬成礦帶，鐵、銅、金礦產資源豐富，至遲到二里頭文化時期，該地區銅基冶金已經建立，冶銅術或直接為中原王朝控制；商王朝時期，中原王朝在潁淮交匯地帶建立了大型青銅冶鑄中心，在沿江銅礦帶進行一定規模的采冶活動，并在江淮中部巢湖、派河流域建立據點以維持銅料運輸路線，冶銅術或繼續為中原王朝壟斷；周王朝時期，江淮地區為淮夷、群舒活動區域，淮夷對中原王朝時服時叛，斗爭持續不斷，江淮地區的青銅冶鑄行為應為淮夷和群舒文化范疇，中原王朝已失去對冶銅技術的控制和壟斷。先秦時期安徽沿江地區的青銅冶鑄以“硫化銅（含硫氧化礦）—銅”工藝為主，可能同時采用了“硫化銅礦—冰銅—銅”冶煉技術。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方輝的匯報題目為《從夷夏東西到夷夏融合——以古文字學和人骨病理學為依據》，通過對夷、夏造字本意的考察，得出夷為蹲踞，夏為跽坐，所謂的夷、夏之別，實際上反映了兩個族群在坐姿和行為禮節差異等結論；對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仰韶時代至商代四百多例成年男女人骨的考察，證明了中原華夏族群通行跽坐，海岱東夷族群流行蹲踞，而到了商代東夷族群逐漸被同化的事實，解釋了商代甲骨文夷字由“屈膝”的“夷”到“站立”的“人”字形演變的背景。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考古學與人類學系主任楊益民以《湖北商周時期陶器有機殘留物的初步分析》為題介紹了湖北隨棗走廊廟臺子遺址、武漢盤龍城遺址商周時期陶片開展的脂質分析結果。廟臺子遺址的商代居民以非反芻動物（豬）為主要肉食來源，西周時期則以家養反芻動物為主，到了戰國時期則又以非反芻動物為主。商和西周時期，家養動物的食譜中都有大量的C4植物，反映了當地粟作農業較為發達。盤龍城遺址商代陶片主要以加工非反芻動物（可能是魚）為主，少數陶片加工了食譜中含有C4植物的反芻動物。反映了兩地都是稻粟混作區，同時兩地食譜的差異應該和當地的環境密切相關。同時，沒有看到加工奶制品的跡象，可能和南方人群的乳糖不耐或反芻動物的用途相關。
▲ 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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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最后，由施勁松作總結發言。
他認為目前大家所認識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并不成其為一個系統，各區域的青銅文化在長江流域形成的只是一個板塊結構，長江上、中、下游同時期的文化存在明顯差別。這是因為各區域的文化是在相對獨立的區域內形成和發展的，有不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淵源，和中原文明也有著不一樣的聯系。但另一方面，各區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溝通、交流，各區域的文化也存在若干共性。因此，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將整個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研究表明，要認識一個區域或者一個流域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通過多種理論、方法，深入地研究各區域的各類考古材料，對區域的研究是關鍵。同時也需要研究其他區域的材料，研究相鄰的區域，探索文化接觸、交流、傳播。即使是對于那些不直接相鄰的區域的考察，也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各地文化發展的共通或者獨特的軌跡。
施勁松就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研究提出重要建議：要進一步開展多學科研究。相比于對中原地區開展的研究，針對長江流域的考古材料進行的多學科研究需要加強。關于區域和文化的互動交流，除了比較出土材料表面的異同、探討器物的傳播外，我們要繼續深入地考察資源、技術、觀念的流傳，以及人群的流動，探尋文化交流的動因、方式和結果。互動也不只是區域間的互動，還可以考慮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互動，互動應有多重涵義。區域文化研究是基礎，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學術設計，開展一些專題研究，比如對環境、資源、技術、交通、族群、宗教信仰、社會樣貌等，開展專門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可以突破區域的界限，從而有助于我們獲得一些更具有整體性的認識。
他表示，本次研討的議題，從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從青銅文明的史前基礎，到東周、秦漢時期的發展走向，內容豐富，交流深入，成果豐碩，研討會達到了預期的學術目的。
▲ 會議嘉賓合影
核稿：冉宏林